《周易》

姬昌

《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易经》讲道，而对于道讲得最早、最系统的是道家鼻祖老子。辩证法思想萌芽于《易经》体系建立于《老子》。陈鼓应指出：“老子由万事万物的对反现象寻找出它们之间的发展规律，从而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的辩证法——它发端于《易经》而体系的建立则完成于《老子》”。

《周易》的性质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原因在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周易》随着政治变迁、理论需求以及自身地位变化，性质也有所不同。

一：《周易》产生及早期，是一部筮书，为人们提供行动的准则。

中国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落后，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当遭受意外的天灾人祸后，就萌发出借助于神意预知横祸或自己行为会带来何种后果的需求，以达到趋利避害。基于此，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周易》只是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预测的需要，这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二：经过演化，成为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典籍。

汉代，《周易》的性质有所变化，在保留原有占筮性质的同时得到了充分发展。易学家们克服了大衍法的种种局限，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新筮法。焦延寿作《易林》创立焦氏筮法，其弟子京房更胜一筹，对筮法进行了彻底变革，创立纳甲法，因而在汉代筮法趋向完备。

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为《周易》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经过《易传》解释和发挥，其哲理化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周易》遂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典籍。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易》得到了汉代统治者的青睐，由原来卜筮之书，而成为官方安邦治国、修身养性的哲学之书，被称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思想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了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根据。自此以后，《周易》包含了二重性，一方面在历代统治者加封之下，其理论指导作用日益显露和光大；另一方面，民间术士不断更新，完善筮法体系，至今《周易》二重性还是十分明显。

《周易》编次在古代十分混乱，各种版本编次存在很大差别。通行的编次是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编次，或后人篡改的朱熹《周易本义》编次，其编次特点经传混合，把《易传》解释《周易》卦爻辞的有关部分放到对应的地方。《易传》中凡属于总论，或者无法分割的部分，放在《周易》古经之后。

古代对《周易》编次的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看来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经传合，另一派是经传异。

战国时，《易传》十篇成书，《周易》经传分离，到汉代，《周易》与《易传》合称《易经》，但《周易》经传是分开的，一段把《易经》分为十二篇：《周易》古经上下两篇，《易传》十篇。

西汉末，费直首次以《易经》解经，经过郑玄、王弼传费氏易，将《易传》分割，附到《周易》古经相应的地方，并在书中称有“彖曰”、“象曰”，这就是如今通行的编次。

唐孔颖达采用了王弼本作《周易正义》，使王弼易本定为一尊，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本编次不完善，还应该把其它传再分，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在王弼本基础上把《序卦》分割，逐条放到每—卦经文之前。也有按照王弼本的乾卦的分法，将《易传》有关部分附到每一卦之后。

宋代有许多易学家不同意这种方法，恢复了汉初《周易》十一篇，让《周易》经传不相混杂，如吕祖谦、朱熹等人都是采用了经传分离的编次。朱熹的《周易本义》后经人篡改，次序被打乱，《周易本义》多是被篡改次序的本子。

将《周易》经传合，有利于对照传文解释《周易》古经，可以节省时间，这是有利的。但不利的一点是容易使经传不分，特别是打乱了各自的体系，不利于对二者的体系及各自的特点进行研究。而把《周易》经传分开，保持了《周易》经传原貌，克服了以上的缺点，但是，不能直接对应经传读《易》，二者各有千秋。

古代中国学者的哲学思考，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得到启发，哲学思辩能力也多数是在对易经的分析阐解和不同意见的争鸣中得到训练和提高。老子将易经的思想精华融入《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在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揭示了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这一思想在易经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命题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矛盾对立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在易经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辫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

孔子深得易经之道了，最显著者有二：一是关于正名这一政治主张，二是关于举一反三类推思想。在易经的推论规则中，有一条是关于阴阳爻与阴阳位是否一致的“当位律”。这一条思维规律要求在自然递进推演时，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必须与所在位置的阴阳属性进行对照，一般而言，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即“当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顺）事物发展规律，倘若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不当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发展规律，孔子把这一条推演规律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正名”学说。在他看来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应当如同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那样当位才能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局面稳定，否则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产生不当位思想，孔子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广。

被考定成于战国中期的“周易大传”，是当时学者在总结前人认知易经的成果基础上，对易经卦爻符号体系及卦爻辞所作的一整套注释和阐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这些哲学大家的思辩成果，也有更多古代优秀哲学家的思辩结晶，正是他们使易经这部古典在哲学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源处。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有学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经影响。之后的古代哲学发展每个重要时期，易经思想都充当着轴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经不仅受到学者重视，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如唐太宗的青睐，钦命孔子后裔孔颖达博采众长主编《周易正义》，推动了以易经研究为中心的哲学研究的开展，因此之后不少学者纷纷自注易经。

宋代哲学家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等人对易经都有很深的造诣，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译，构造了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创立了被称为“先天学”的理学象数学派；周敦颐根据“易传”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太极图说》；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深入探讨，认为易经的核心是讲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将哲学研究和易经研究更进一步，提出“实道而器虚”的命题，明确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就是说，一般原理存于具体事物中，而不是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杂和纯变和常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推理时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势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变即因时、因地等不同条件而灵活推论。只有把握了这种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碍于彼这易经所特有的思维方法，用以指导行为，必无往而不胜。

易经之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古典著作所不可及的，这可能就是其列为群经之首的根本原因。

“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又为新道家列为“三玄”之冠，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哲学品格。

汉武帝“独尊儒术”，《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汉代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高于一切学术。中国历代图书分类是：经、史、子、集四大类，经列于首。《周易》为“六经”之首，自然也就是群书之首，即中国的第一部典籍，影响极大。历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契机亦多建基于“易经”，两汉经学自不待言，魏晋“新道家”谈玄，亦将其列为“三玄”之一。若无《易经》之启发，“北宋五子”的学问几乎不能成立。

《周易》不仅对中国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各个学科发展都发生了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音员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正如国学大师、新儒家开山祖师熊十力所言“：中国一切学术思想，其根源都在《大易》，此是智慧的大宝藏。”

《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巨著，历经七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经久不衰，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开创了东方文化的特色，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巨大影响。

《易经》的思想智慧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神龙易学》，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黄帝内经》是元素论五行文化和阴阳文化结合的典范，解决了大易“医病”的问题；思孟学派的《五行》是德性论五行文化与阴阳文化融汇的渊薮，解决了大易“医人”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大易医国、医人、医病。

《周易》研究被称为“易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三易》在周朝不是随便可以见到的，孔子在得到周易之后爱不释手，《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易经》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为大观。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汉族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汉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与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